在沈醉的回忆录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、《人鬼之间》和《我这三十年》中，他提到了不少有趣的事。沈醉通过调侃和自嘲，讲述了他在战犯管理所的经历。他特意省略了一些人物的名字或者隐去了他们的真实身份，主要是为了给“老同学”们留面子。尽管他有些话语是模糊的，但熟悉历史的读者还是能从中推测出一些细节，比如战犯管理所里那些“惹不起”的人物和偷纽扣的军长到底是谁。
沈醉擅长写别人有趣的事，但提到自己的时候，他则显得有些掩饰。他曾因为一件小事差点精神崩溃，后来才慢慢恢复过来，但他感到十分羞愧，于是写了100多首反思的诗。如果这些诗早些公开，也许他就无法享受1960年第二批特赦的待遇。
沈醉因为云南起义被捕，送进了战犯管理所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他遇到了一些“故人”，但不少人却成了他的“仇人”。例如，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徐远举和周养浩，他们恨不得立刻除掉他。沈醉与这些“老同学”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过去，比如他曾经因为与浙西师管区司令官周振强的冲突，差点与对方开战；又或者他曾抓捕过一个策划云南起义的市长，最后这个市长也进了战犯管理所。
展开剩余74%沈醉一直自诩朋友遍天下，但进入战犯管理所后，他才发现自己有很多“老朋友”是想要他命的。他不仅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，还曾在报纸上公开命令特务交出武器和电台，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。特别是毛人凤，曾专门派杀手来解决沈醉，因为两人曾共同陷害过保密局的首任局长郑介民，使得毛人凤得以升任局长。
沈醉一方面担心徐远举和周养浩来找麻烦，另一方面又怕毛人凤的暗算，更担心自己被秋后算账枪毙。可以说，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恐惧，差点因此精神崩溃。
在《我这三十年》回忆录中，沈醉承认了当时内心的挣扎。他回想起自己当初参与起义的决定，深感后悔。他认为，如果当时没有参加起义，可能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前途。尤其是他特别怀念已故的戴笠，认为若戴笠还在，自己也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沈醉坦言，他当时内心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，深感愧疚。
当时的战犯有不少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自杀。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回忆称，有的战犯用砖头砸脑袋，有的吞金自尽，甚至有的跳楼、跳井。为了防止战犯自杀，管理所专门设立了橡皮房间，将有自杀倾向的战犯关在里面。
当时有个流传的说法是，解放军对不同身份的战犯态度不同：对中低级战犯宽大，对高级战犯严格，对特务和有血债的人则绝不宽容。沈醉正是一个典型的有血债的特务，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尽力强调徐远举、周养浩等人的罪行，但他自己也不干净。他亲自抓捕并杀害了不止十个地下党员。沈醉从小特务做起，最终成为了军统的少将，这与他获得戴笠的青睐以及在抓捕地下党时表现出的狠劲密切相关。越是凶狠的特务，越容易在被俘时表现得胆怯。沈醉曾记得，他和徐远举、周养浩第一次被送到白公馆时，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在烈士陵墓祭扫时，吓得全都面如死灰，几乎缩成一团。
沈醉的心理变化也很显著。管理人员回忆，沈醉曾深感自己必死无疑，经常考虑如何自尽。有一次他误以为自己要被执行枪决，情绪极度不稳定，整天坐立不安。夜晚，他甚至会跪在床前，向东南方向磕头，仿佛在与母亲和妻子告别。第二天他才明白，自己并未被带走执行死刑，于是开始用写诗来排解内心的不安。
沈醉的诗里，充满了对现状的无奈和讽刺。他在上级领导讲话时，偷偷写下了“绛帐新垂列绮罗，满庭桃李尽娇娥，东风枉费吹嘘力，不及前朝雨露多”等诗句，暗示自己对当下局势的不满。他还写过对国庆节演出的冷嘲热讽：“全城锣鼓响喧天，满庭笙歌夹管弦，悄问座旁邻院女，今宵花月为谁妍？”短短几个月，他便写下了100多首类似的“反诗”，这一点在《纵横》杂志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，证明这些诗确实是他亲自创作的。
沈醉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出不满的战犯。黄维曾经表示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打了败仗；王耀武表面上看似老实，但实际却利用钱财和手表等物品收买其他战犯，进一步拉拢支持者。沈醉还揭露了王耀武在睡梦中经常咬牙切齿，口中骂人，表现出他内心的不满。沈醉还记得王耀武在被俘后，曾因泄露转移的消息，导致整个俘虏队伍的调动受阻，最终他受到严厉批评。
在战犯管理所，很多人都在伪装自己。比如杜聿明、文强、黄维等人，他们都曾对外谎称自己是较低职级的军官，甚至有些战犯为了得到更好的待遇，自称是更高职级的官员。沈醉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一些有趣的事，战犯们常常因虚报职级而引发一系列笑话。比如，有人谎称自己是骑兵师师长，结果被揭穿；有的特务为了得到更多的优待，不惜为自己编造出一个虚假的职务。
这些伪装和虚假面具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战犯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的挣扎，也揭示了当时战犯管理所的复杂局面和每个战犯背后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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